强国须强智，智库正当时。智库研究，已成为当代我国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崭新领域，也是一项最具意义和价值的全新事业。打造一批社会瞩目的、不同类型、性质、定位、功能、任务的新型智库，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 走我国特色智库发展之路，发挥智库客观、独立的决策咨询和服务功能 　　 

　　我国智库发展之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坚持问题导向，从问题出发，加强对国家发展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长远性问题研究，加强针对性研究、决策性研究、政策性研究，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研究，特别是倾向性、苗头性、潜在性问题的研究，力求用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以有价值、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党和政府的决策。
　　第一，地方党委政府应积极做出智库组织体制和机制设计，全面提高对智库发展重要性的认识。2014年11月，党中央发布《关于加强我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标志着中央已经就我国智库的发展形成了一个“顶层设计”的路线图。但在地方智库组织体制和机制方面，我们尚处于自发阶段。面对智库建设，地方党委政府要正确处理好官方智库、准官方智库、高校智库与民间智库之间的关系，着力发挥不同类型智库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智库工作中最低层次的是信息的提供；中间层次的是评估政策，包括事后评估；最高层次的就是直接参与决策。智库报告有三类读者，分别是国内外决策部门领导人、其他智库、普通公众。地方党委、政府，特别是省一级党委、政府应积极做出顶层设计。一是建立决策咨询制度。要规范、细化党委、政府的决策程序，建立支持智库参与谋划重大发展战略、制定重大决策、实施重大政策，以及解决民生问题的制度。二是规划专业智库。要对全域研究力量进行优势组合，按照决策咨询需求，开展长期细致的研究。三是建立枢纽智库。由枢纽智库研究决策咨询需求，发布选题。选题可由领导、部门出题与智库自选相结合。要统一报送渠道，按照轻重缓急和类别层次，以党委、政府约稿和常规定期报送相结合的方式报送。同时，党委和政府也应建立相关督办落实机构，加强同枢纽智库的沟通反馈，提供后续研究需求等信息，不断强化应用转化工作。各级政府要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在对于全局性问题和公共政策相关方的利益考量时，充分发挥智库作用；在决策的信息来源、思想来源和事实来源方面，积极听取智库建言；将智库纳入各级政府的决策参考体系，大幅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公正性和有效性。在发展智库作用方面，政府可以给智库出题目，建立完善的联络机制，在资金、人员上为智库提供支持。
    第二，要分级分类规划各类智库建设，给予专业化智库丰富的研究空间。每个智库都有自身特点和运作规律，这就要求各个智库既要坚持体现我国特色，又要充分展现自己的特点，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类智库独特的优势和长处，着力彰显不同智库各自的特征。按照研究内容，智库可以细化为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科技等多种类型。统筹智库发展要求制订智库建设发展专项规划，按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按长期、中期、近期的分级分类规划，并加强智库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党委、政府在决定经费投入量时，要更多考虑决策咨询成果应用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解决好经费给谁的问题。我国智库现有组织庞大，需要根据研究内容分类，实现智库精细化发展。官方智库应当致力于做领导人的得力参谋；准官方智库致力于搭建政府与社会的桥梁，专挑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进行研究；高校智库要发挥自身优势，重视数据库建设等基础性问题等研究；民间智库的作用在于扩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渠道，实现民主协商的多样化，实现全局性智库和专业性智库的协同发展；特色产业发展和行业领域战略智库应致力于决策者国际视野和长期性政策的专门提供者，在决策过程中引入智库，政府听取智库建言。从研究内容来看，智库研究可分三大块：基础研究、战略研究和对策研究。智库研究应该“抓中间，顾两头”，战略研究是所有智库共同要研究的内容，其他两项则可根据自己的特色有所侧重。此外对新兴领域也要加强研究。目前，我国经济类、政治类的智库发展良好，今后应在此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加快推进文化类、生态类和科技类等智库的发展，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强有力的决策服务和智力支持。
    第三，建立智库参与政策实施监督与评价的制度。当前，地方智库建设评价和应用转化机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评价难。由于智库没有显性绩效，智库产品的成本、效益难以量化，因而，评价方式和转化机制均不完善。二是应用转化存在困难。从目前的运作情况看，党委、政府序列的智库在推动决策咨询研究成果转化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其他智库在应用转化上存在诸多困难。政策实施监督与评价，在官方智库方面，重点关注政策实施的评估，形成合理的智库评价体系。官方智库可以实行同行匿名评审的方法，评审意见作为政府考核指标；其他类智库要建立一套适应自身特点的智库成果评价体系，积极利用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衡量和评价智库研究成果；常规研究可要求以前期研究成果作支撑，并进行公开透明的招标；对自由研究，特别是创新研究，应设立研究风险基金，同时配套设立合理的结题评价标准。
    第四，要重视与不同类型的智库专家建立经常性联系。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主要靠精英决策。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政府又成为行动型政府。现在政府应该从行动型向思想型转变，而智库就承担着收集整理信息、设计方案、提供决策依据、评估政策的作用。社会是不断变化与发展的，为适应和促进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原有的公共政策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完善。但公共政策变迁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工程，需要政府官员经常性地与来自不同机构类型的智库学者进行沟通、保持联系。这一方面有助于公共政策在形成和调整过程中的内在一致性、公共政策之间不相互冲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以及体现社会各利益方的利益诉求表达；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智库专家在一定的公共问题研究领域进行长期的深化研究和跟踪研究，推进形成专业特色明显且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 加强我国民间智库建设

　　现在我国发展越来越需要智库的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就是强调要发挥智库的作用。对于民营智库发展的必要性，无需赘述。完善智库发展的法律政策，探索稳定的支持机制，建立智库经费支持的渠道，是促进智库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
　　第一，要明确民办非企政策研究机构的法人地位。具体来说，应该完善民法对法人类型的规定，确立非营利法人制度。民办非企业与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是由原“民办事业单位”转变过来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但从《民法通则》规定的四类法人（机关、企业、事业和社团）中无法找到与民办非企业法人型智库对应的法人形式的相关规定。这导致了民办非企业法人型智库的相关民事责任规定无法明晰。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要形成允许智库做出独立决策的政策环境。掌握着行政和决策资源的政府，在新的形势下，应以更宽松、包容、支持的心态，来鼓励民营智库对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的参与，提升我国的软实力建设。在智库人才管理方面，在适当具有主干人才条件下，转向以项目和专家的项目引导方式，把人才集聚起来；打破学科界限，跨院所、跨单位、跨地区，甚至跟国外机构合作，建立一个内外专家库载体，实现智慧的共享。
　　第二，制度规范化为相关智库提供法律的保障。政府支持和保护智库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财政资助、立法支持和信息扶持等方面。我国也应该借鉴这方面的经验，从法律、政策和资金上对智库给予大力扶持，明确民营智库可以以非企业法人的身份接受由企业和国内外个人捐赠的资产用于机构未来长远发展；要使智库敢于谏言，使其研究成果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就必须要保持智库的独立性；独立的声音不一定是反对的声音，科学决策需要智库基于自己的专业知识不受影响地做出判断。要建立有效制度，鼓励企业和个人对政策研究机构的捐助，保障智库获得多元化的经费来源，改变官办智库垄断资金、信息和渠道的局面。
　　第三，打造支持智库发展的社会文化。在社会文化上，企业和个人为社会做慈善，不一定是捐希望学校、捐体育设施，也可以捐助民间智库，完善我国社会公共政策研究事业也一样是做公益事业。在国外，一些著名企业家、政要捐助成立了许多智库，例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胡佛研究所、卡特中心等。在我国，目前还看不到类似的捐赠。政府应该宣传智库事业的重要性，营造一个有利于社会组织发展的社会氛围，引导企业家捐赠帮助智库事业发展。社会组织的发展，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社会的力量。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会逐渐涌现出一批愿意为“价值观”买单的社会活动家、慈善家、企业家。
　　 

    ■ 打开我国智库建设的“旋转门”
 

　　智库人才队伍建设是建设高质量智库的关键。最重要的，在于拥有一批优秀的研究型、专家型的高素质人才。智库人才从哪里来？欧洲国家每隔4年，就会有卸任的官员到思想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思想库的研究者有不少到政府担任要职，从研究者变为执政者，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流通就是“旋转门”。我国智库人才建设也要“旋转门”。
　　第一，合理的智库人才队伍结构要有“旋转门”。智库中既需要有领导型人才、专业型研究人才，更需要多学科、多领域复合型研究人才；既需要有专职研究人才，也需要有兼职研究人才；既需要有研究型专业人才，也需要有管理型人才、辅助型人才；既需要有中青年人才，也需要有经验的老年人才，做到老、中、青结合，搞好传、帮、带。总之，在发展路径上，走官、产、学相结合的道路，由各方面人才组成强大有力、和谐相处的团队。要创造良好的智库制度安排和生态环境，加强智库队伍教育培训，不断提升基本素质；既要有过硬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更要有忠于职守的思想境界和良好作风；在智库人才建设上，要人才多类而不是单一，既要有自己的战略专家和通才，又要有各领域的专才。
　　第二，强大智库生力军队伍需要“旋转门”。近年来，许多退休官员进入智库工作，这给我国智库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促进因素，但也形成了有我国特色的以进为主的“旋转门现象”。近年来随着我国智库对专业化的重视，包括对海归学者的重用，也有来自智库的中青年学者进入政府工作。但在总体上，我国根本没有智库人才的“旋转门”。智库作为政策研究机构，研究成果有着明显的时政性和前瞻性，但同时，研究人员要有很好的学术根底及全球视野，要考虑非专业读者的理解能力，不能自说自话；不但如此，如何提升智库研究成果的政策针对性、实效性、可操作性，离不开研究人员走入基层、走入群众、走入实践的经历。因此，智库建设中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强大智库人才来源的广泛性，达到具有源源不断的生力军队伍。
　　第三，解决社会阶层固化，激活人才交流需要“旋转门”。发达国家智库的“旋转门”机制为智库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人才更迭提供了便利通道，促进了知识和政治的有效结合，使得智库成为为政府培养和储备人才的港湾。美国每次换届选举后，政府部长等高级阁员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也极少来自公务员，而是来自精英荟萃的思想库。对我国而言，目前“旋转门”已经开启，但最多只有“半扇门”。退休官员进入智库只是一方面，更多的，我们要推动智库与政府现任官员之间形成人才流动机制。“旋转门”机制，不只是简单的因党派执政更迭而产生智库与政府之间的职位互换，更重要的是，智库工作往往会促进人才的全面社会交往与思考能力的提升，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高端人才储备以及政府职位的选择空间。如果我国的“旋转门”正常运转起来，知识界与政治之间的这个距离就大大缩短，有利于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更加科学、有效，也将有利于我国的人才流动，进而促进社会稳定。
　　 

    ■ 形成智库研究体制与干部成长阅历、培训锻炼、能力考核联动的新格局  
 
　　智库人才独特的成长规律决定，智库研究体制建设，与我国根本体制紧密相关。智库人才独特的成长规律需要把干部成长阅历、培训锻炼、能力考核统筹考虑，我国智库未来发展应构建干部“间停待选”制和开放的领导“智库—任官—智库”流转机制新格局。
　　第一，智库建设需要与干部成长阅历、培训锻炼、能力考核联动。智库建设与干部制度改革结合的必要性，源于智库活动的完整链条恰恰是干部成长的简洁通道和实质推进各类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实现途径。前者比如，干部成长需要理论素养、深入群众、联系实际、阅历丰富，殊不知“下基层经历”本身根本不是目的，了解实际、发现问题、提出政策措施具有针对性可行性才是目标，可这些内容也是智库人才工作的基础条件，而且是每个高质量思想产品的强制性过程。二者的结合，还源于智库实际上是连接智力和权力的桥梁纽带。智库旁边的领导干部能够认识到智库“聚智参谋、辅政参谋”工作的作用，多了解、多用智库；智库中的领导干部能够通过智库工作拓展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因此，推动干部教育和智库双边培训和研究合作，既能培养和教育干部，也能为智库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由此达到合作共赢；领导远离智库，智库便要善于造势借力，主动出击，了解领导干部所思所想，推出适销对路产品，积极搭建智库和领导干部对话平台，充分发挥桥梁作用。
　　第二，“间停待选制”是智库建设与干部成长阅历、培训锻炼、能力考核联动的路径。“间停待选制”就是在现今领导干部中伴随简政放权、指数缩减和能上能下改革，对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领导干部定期调配充实到公办智库组织中，从事智库研究工作，依据新工作的业绩能力和成果，定期调配到新的领导岗位任职。“间停待选制”流转机制有机解决了智库建设和干部成长阅历、培训锻炼、能力考核的问题。“间停待选制”流转机制在目前的干部新常态建设中不但具有现实途径，而且对现在和未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现在，我们各级干部队伍都迫切地面临着解决能上不能下的终身制问题。打破终身制和解决能上能下，意味着人们社会地位和社会职业的不断变动，它对于现在的“官”来说，不免有人面临“失业危机”。其中，学有专长的人“失官”后，可以搞科研、做学问、从事企业经营，因而“失业”威胁要小得多，失“官”也容易接受得多。正是在这一点上，外国人“官”念很淡，当“官”是一种普通就业，失“官”仍有营生。在社会养老金实施并轨、取消领导干部特权和反“四风”成为新常态的背景下，“间停待选制”所具有的功效，一方面使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士兵普遍淡化“想当官”心理是必然的，另一方面，“间停待选制”与官员任期制、定期轮换学习制耦合，使现有干部适应身份变化、增长新能力、感受新职业，对于解决干部能上不能下、终身制问题同样具有事半功倍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使我们的社会淡化当官心理，克服干部终身制的弊端，使干部队伍知识分子化，“间停待选制”倒是最根本的措施和有力易行的过渡手段。
    第三，开放的“智库—任官—智库”流转机制不仅仅具有能够消除官场病的功效。“智库—任官—智库”流转机制是目前许多国家长期以来对仕学关系认识的经验总结，许多国家大体上采取两种方式来体现这种机制。一种是“学者”与“官员”在个人身上的身份变动；一种是“学者”与“官员”在个人经历上的变动。“智库—任官—智库”流转机制使智库成为政策研究人才和决策者的培养机构、网罗社会各阶层精英的“俱乐部”以及为前政府官员提供容身之地、为新政府输送人才的“中转站”。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要求人们必须间歇地静心学习和研究，进而把握工作领域和工作视野以外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利于新的领导行为。无疑，这种流转机制不但对“人上人”期盼的“特权”文化进行釜底抽薪，也会导引出历史上高官与大儒集于一身的局面。从未来人的全面发展要求来看，官员学者化和学者官员化将是必然的过程。随着教育的发展，人们将发现，共产主义社会在向人们招手的时候，“文凭热”现象和文凭与水平的争议将不复存在，学者和官员也将失去本质差别而融为一体。
      （执笔：马俊林。本文有删节）